通俗史学之变—从黎东方到百家讲坛

时间:2008-03-11 11:30  来源: 新京报     作者:杜文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0
  

  细说体之“细” 通俗历史的叙述策略  黎东方,在民国时代,可谓开了通俗讲史的先河,据说其用民间“说三分”的口头文学形式去讲三国史,以每张门票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售出,虽然价格不菲,然而听众依旧踊跃,甚至使他可以依靠这笔收入包机出行。

  上世纪60年代,黎东方第一部“细说体”历史著作《细说清朝》在台湾正式发行,胡适先生读后大加赞赏,力劝他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这就成就后来陆续推出的《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民国》、《细说三国》等,这五本著作也意味着独特的“细说体”的产生。上世纪90年代初期,黎东方的著作传到了内地。

  其实,细究黎东方所谓的“细说体”,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文体,不如说是通俗历史的一种叙述策略,用唐振常先生的话“信而有征”。所谓“细”的出发点是真实地纠正大众心理上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印象偏差”,这就是“征”,也是通俗讲史者的责任之所在,当然也是“细”的一个特征,比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因果。“信”是黎式细说的前提,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空间,纠正错误的历史印象,他是一个历史印象的“纠正仪”。他常常说到一处会延伸开来,“其实……这是不真实的”这和茶馆模式讲述形成很强烈的对比,那些为了“听众的效果”而加上一些“扣子”造成情绪的跌宕起伏,在黎式的细说里,信是第一位的,他不会为了效果而“扭曲”史实,他不纯粹是为了“听官”喜欢。

  但在形式上,买票入场,巡回演讲,这就造成行踪的不定,看客的不定,加之过于系统烦琐的演说不易抓住看客的心理,所以细说既要追求听觉上的效果,实行简易的以人带事的平铺式的结构,用人物来吸引读者,由人涉及事件,加之好恶褒贬,最后联系和比照。所谓“细说体”恰恰是在没有影像穿插时代的一种方便法门,它易于新的听众在“断点”继续加入,而又很容易单讲串联,如三国里先讲“分”,再涉及多个人物,最后“合”,“细说体”的广受欢迎,多少是茶馆时代历史普及化整为零的一种策略。

  另一方面,他的叙述本位从根本来说还是“细民”本位,如说明宪宗,“宪宗本身,其实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说光绪皇帝是“最苦命的皇帝”,说“伯乐常有,而刘备不常有”,他用一种细民的好恶去讲解历史,当然也用细民的同情、伦理去解构历史,他的叙述不完全是精英零度的“俯视”,没有专家的骄横和垄断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本位也易于被“有闲阶层”所接受。采取这样平起平做的角度,自然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成为通俗讲史者的一个代表。

  通俗化之“俗” 历史话语的娱乐化  如果我们很不严格地把黄仁宇、史景迁等历史学家也包括在历史普及的队伍里,《万历十五年》在中国传播明史的效果看来比任何一本教科书要有效得多,得益于那种大历史的文体,而史景迁用“我”进入历史叙述也被钱仲书讽为“失败的小说家”,其实仅仅从历史传播的路径看,历史学者对历史“现场感”的强调,也加强了叙述本身的生动,感觉与想象的介入,从而使历史材料焕发新的活力。

  而黎氏的历史普及主要在面向大众的情绪空间里,普及者不得不面对反中立(好恶),脸谱化(忠奸),宿命论(因果)等许多问题,黎式讲史又恰恰发生在民族危亡的背景里,讲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族性的确认以及鼓舞士气。“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以来就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这样的句子时常能见到,所以对一种大一统信念的强调也是迎合了当时需要。黎式讲史很谨慎而小心地使用比照的词汇,如作者认为曹氏篡汉,只是个“篡”字,因为天下是曹操自己打出来的;而司马氏篡魏,不仅是“篡”,还要加个“窃”字,因为天下是司马懿靠“骗”和“媚”偷来的,这种论点里有着强烈的“正”与“旁”的意识,也可以看成是对《春秋》以来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认同,而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当时普遍的社会群体心理来说,不失为很好的潜在的影射。但黎式的推敲和比照都是谨慎小心的,不像后来易中天的“点子公司”“CEO”“PK”,这样的一些当代新词汇“突袭”到历史话语的空间里,在“陌生化”后是一种娱乐化的效果,其实这类“效果”很像是“连连看”一类的游戏,在两种话语中找到一种对位或者错位,当然它在加强娱乐效果的同时,肯定会失去历史的精准度,历史的话语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也完全被“娱乐化”了。

  正如于丹对于《论语》“论政”之类的著作的“改造”使其完全成为一种电视励志模式,这里更大的是改造,个体心灵的安定宁静被排在最险要的位置,这一切微妙的变化里都让我们意识到:历史话语从来就不是中性的颗粒,它在讲史者的渲染中已经改变自己的属性。或者可不可以把“娱乐化”的兴起看成受众对历史“敬畏”心理丧失后的一种狂欢呢?其实,当“CEO”进入历史课本,和司马、丞相等排在一起的时候,另一个历史话语的选秀场已经建立了。

  媒介场之“场” 多媒介时代的史学传声筒  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有“以史为鉴”的意识,观兴亡之势,明盛衰之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通俗历史讲解的功利性,这是怎样得到一种智慧?或者一个教训?一个道理,抑或是一种娱乐的享受?换句话说,聚集在“历史传声筒”周围的“听客”一开始就抱有明确的功利性,茶馆里多闲客,收音机的评书则可能老年人和的哥多些,百家讲坛则不但可以听,还间接可以穿插上“看”,我们进入一个悖论里:媒介越发达,史学家的声音越微弱,在黎东方的“卖票听讲”的模式里,效果不好则可能影响下一场的座次,而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介入则更加强化了“收视率”。这种收音机史学,电视机史学加大了对历史效果的追求,如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这种“效果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历史学者”边缘化了,不是电视学者将历史学者边缘化,恰恰是“媒介”自身的属性决定的。非专业PK掉专业的,在黎东方的时代,讲史的“可靠性”恰恰是他受欢迎的前提,他在听众眼里是历史迷雾的驱散者,承当着历史矫正的责任,而到了多媒介时代,大众媒介早已把专业媒介的声音淹没,于是权威性成了影响力的PK,谁控制大众,谁就是权威,剩下的即使专业,但大众不知道,那和业余也没什么区别。媒介与话语权的关系被放大到极至,历史是怎样的?被置换成我们需要历史是怎样的?历史话语为了适应“听懂”的需要而“通俗”,为了适应“好听些”的需要更加通俗,为了吸引观众而改变历史的体例,其实,媒介改造历史的时代已经开启。 

  

文章评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