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时间:2009-01-15 18:09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2期  作者:侯丽军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0

1985年至1991年间,苏联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政策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公开性”改革及其中的传媒变革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公开性”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开性”改革的积极意义,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一、“公开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公开性”(Glasnost)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创造。据有关学者考证,该词源于斯拉夫古教堂用语“Glas”,指声音,演讲或宣传,并不像“对公众负责”这个概念那样,含有完全的坦率或诚实之意。“公开性”具有独特的法律含义,指与秘密审判相反的公开法庭听证会。自从彼得大帝在18世纪对俄国的官僚体制实行合理化改革之后,“公开性”这个词就与苏俄的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19世纪,所谓的“开明的官僚”用“公开性”这个词作为武器,反对像果戈里在戏剧《钦差大臣》里所描绘的那种官僚专制、封闭和腐败。尽管“公开性”曾对1861年废除农奴制起过作用,但它并不旨在向独裁者的权威挑战,而是要维护沙皇的地位,通过建立一个中庸的言论机构,部分地缓解由压制思想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紧张。(李秀萍,1988:35)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经过选举是“广泛民主原则”包含的“两个必要条件”。(《列宁全集》,1986,vol.6:131)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列宁全集》,1959,vol.5:448)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指出:“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1983:497)这种公开报道,将会“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果;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运用其它公社取得的经验,可以保证互相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人力和物力”。(《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1983:501)此后,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着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列宁的早逝,公开性原则未能得到广泛实行,也未有什么新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高度保密制影响到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政机关得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它使得普通党员群众“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刘克明,2003:6)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公开性”作为政治术语才又被重新提出。(刘克明,金挥,1990:651)1977年,苏联宪法中正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了下来。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主政时,虽也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刘克明,金挥,1990:676)

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也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齐向等,1992:274)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他就曾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广泛、及时和公开通报消息,是信任人民、尊重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以及他们自己能够搞清楚某些事件的能力的证明,种做法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国家机关的公开性是同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争的有效工具”。(《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7:1)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时,又谈到“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国家的发展。这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新的,完全新的气氛。”并呼吁“我们应当扩大公开性,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我们的人应当知道劳动集体、区、州、共和国、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谈改革与民主化》,1987:8)

1987年1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公开性和民主应当充分地和可靠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开性和民主的问题,这是人民参加管理地问题,不能只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上上电视和报纸。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人民,不同人民商量,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一项重大任务。这就是说,必须发扬公开性,开展民主化进程,以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谈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任务》,1987:32)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出版且轰动国际社会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郑重发出呼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戈尔巴乔夫,1987:88)一时间,“公开性”和“改革”两个词,成了戈尔巴乔夫政策与作风的标志词。
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曾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公开化运动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潜在的激进民主主义,并将其呈现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面前;作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前的一些政策,那时,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192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埃尔德里奇,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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