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自由交流的民主共同体——公共新闻运动的哲学之根

时间:2009-01-15 18:09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2期  作者:汪凯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0

公共新闻运动兴盛于1990年代的美国,是新闻界对当代公共生活的危机的反应。作为对主流新闻模式的反拨,公共新闻运动强调新闻界应改变其传统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将公众带入到公共商议之中,完善共同体的民主自治。公共新闻运动的理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杜威和李普曼对于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争论,也吸收了1940年代哈钦斯委员会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界社会责任的思想遗产,此外它也呼应了1980年代兴起的两种重要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和商议民主理论。与主流自由主义新闻体制背后的哲学预设相比较,这些理论体现出对“自由”、“民主”、“共同体”等现代性的宏大主题的不同观点。

  

【关键词】:公共新闻  共同体  公共领域  商议民主

公共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流行于1990年代的美国,它可以从几个互相关联的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一场关于新闻界正当使命的争议;其次,它是慢慢席卷美国新闻界的一系列改革试验;最后,它还是公众和机构的一种运动。表面上看,这场运动直接起因于知识界和新闻界对1988年对美国大选的反思,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长久以来美国社会公共精神的衰退。公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的降低、投票率的下降以及对政治普遍的犬儒主义心态,使知识界和新闻界都忧心忡忡。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用“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来表述这一危机:美国人失去了彼此之间的联结感(sense of connectedness),由社会信任网络所支撑的社会资本处于流失之中。而正是藉由这种社会资本,共同体成员才能彼此沟通并得以解决公共问题。(Voakes,2004:25-35)一些新闻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堪萨斯州的《威奇塔鹰报》的主编戴维斯•莫里特便是其中之一。莫里特认为媒体必须为这种政治冷漠承担主要的责任,他历数新闻界传统实践方式的一系列弊端:热衷于冲突性、戏剧性的报道,对一切公共机构都抱持对抗性的怀疑态度,利用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巧言令色,在报道新闻之外再不对公共生活有任何考虑…凡此种种。(Merritt,1995) 1990年,在报道当地的州长竞选时,莫里特将他的意见转化为报社的行动。报道的重点从候选人和戏剧化的竞选活动转向了目前州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候选人的施政主张,报社围绕这些问题积极展开深入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再以民调的数据分析为依据来讨论那些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蔡雯,2005:12-16)《威奇塔鹰报》的做法迅速引起了同行的效仿,也得到了学院派的认同。1993年,莫里特和这场运动的学院派领袖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杰伊•罗森决定采用“公共新闻”一词,它意味着,新闻界要帮助人们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务,帮助他们有兴趣参与政治讨论,不做旁观者,做积极参与的公民。随后几年,在皮尤公民新闻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的赞助下,公共新闻跨出少数地方媒体,蔚为全国性的风潮。

虽然在2003年之后,对公共新闻运动项目的资助和“优秀公共新闻奖”的评选已经停止,公共新闻不再以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展开,但这绝非意味着公共新闻只是新闻界一时的心血来潮。除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了新闻实践,更重要的,是它激起了对新闻界的传统角色、功能和使命等根本性问题的强烈争议。(蔡雯,2005:12-16)这些争议最终将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将主导着新闻变革的方向。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是围绕着大众传播被组织起来的,要对新闻界的社会角色和它的“正确使命”做出一致而连贯的理论阐释,就必然涉及到对“自由”、“民主”和“社会(共同体)”等现代性“关键词”的思考。“报刊体系的差异,最终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异”(施拉姆,1980)。在理解公共新闻运动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正是对上述一些问题的不同价值悬设,导致了不同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实践方式。如果说,美国传统的主流新闻报道理念和实践方式是现实主义的,那么公共新闻则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公共新闻赖以萌发的思想之根,不仅可以追溯至李普曼和杜威关于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争议,也存在于哈钦斯委员会对新闻自由的重新阐释之中。此外,1980年代在美国与新自由主义形成对抗的社群主义以及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和商议民主的理论,也以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的方式融于公共新闻运动之中。

一、“李杜”之争中的新闻与民主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实现了制度和市场上的统一,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工业化基本实现,交通和通讯设施发展迅猛,企业加速成长并伴随着大量的发明、大量的财富积累。更深刻的变化则是社会学上的,这便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美国经历着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都市社会的剧烈转型。与许多转型社会一样,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人们在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也受到了腐败、贫困、犯罪以及传统道德沦丧的困扰。改良和重建于是成为1900年之后美国的主流思想,人们谋求建立一种更为人道、更为民主的资本主义。杜威和李普曼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拯救民主政府的工作上,但他们的思想却呈现出鲜明的对照。李普曼混合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杜威则愈来愈钟情于参与式民主。(单波,2003:36-42)

民主,就其最古老的含义来说,指的是“人民的统治”,它强烈地指向“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古希腊的城邦。比如雅典,具有公民身份的人通过轮流担任公职、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团等方式实现对共同体事务的管理,实践其作为共同体“政治人”的成员资格。但是,这样的民主能否移植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却颇为后世的政治思想所怀疑。1900年的前后,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针对大众民主进程的逆流。在许多批评家看来,民主不仅显得毫不重要,而且还有害处。民主力图以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政策;但真正重要的,却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决定政策。美国的城市精英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不相信城市的新移民,担心腐败问题,希望政府由职业经理阶层来统治,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简而言之,必须把真实的民主从还未成熟或还没有足够知识来进行自我统治的大众手中拯救出来。(查尔斯•迈耶,1999)

李普曼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演化,民风淳朴的自治小镇已经让位于喧嚣的工业化大都市,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个体所能亲身了解的程度,即便有新闻界来传播外界的信息,但一般的美国人又并不关注那些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他们在意的只是如何满足个人的种种生活欲望。说到新闻界,在这个领域浸淫多年的李普曼自然对它的实际运作过程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19世纪以来传播技术和传媒工业的迅速发展,让包括芝加哥学派和杜威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新闻业寄予厚望,但李普曼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从1920年到1925年之间,李普曼连续出版了三本书(《自由与新闻》、《舆论学》和《幻象公众》),对新闻、公众舆论以及民主的关系作出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回答。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批评传统的民主理论未能考虑公众舆论的力量,而现实民主的危机正是在于:由于公众缺乏准确和无偏见的消息来源,以致于歪曲的事实左右了舆论。(单波,2003:36-42)倘若仅仅如此,那还不至于否定参与式民主的理想——只要新闻业尽量准确、无偏见地报道新闻,那么理性的公众舆论就是可指望的目标。但是,在《舆论学》中,李普曼则试图进一步证明,对事实的歪曲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脑海中(刻板成见);同时,现代社会太大,超越了人们亲身经历的范围,人们只是凭借新闻界这个“探照灯”的光芒来形成碎片式的、歪曲的认识(拟态环境),这样的新闻,自然无法作为健全的舆论的支撑。“民主主义者把报纸看成是医治民主缺点的万灵药,然而对新闻的性质和对新闻事业经济基础的分析都表明报纸必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并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舆论组成的不完善性。”(沃尔特•李普曼,2002)到了《幻象公众》一书,李普曼更是走向了彻底的精英主义,此时他眼里的民众是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crowd)是同义语,对公共事务兴趣寡淡,缺乏理性和判断力,容易被操纵,而民主主义者所谓的“公众”不过是一种幻觉。由此,李普曼对教育公众更广泛的参与不抱希望,也不相信媒介的角色是使公众被告知以便形成理性的判断。(徐贲,2007)在李普曼的民主观中,新闻界并没有多高的地位,他把拯救舆论和民主的希望寄托于少数的社会精英,即他所说的“局内人”身上。新闻界的作用或许仅仅在于将一件一件的事情带到明亮处,为精英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资料”。进而言之,民主本身在李普曼那里又意味着什么呢?《舆论学》中的一段话透露此中玄机:“自决不过是人性的诸多方面之一…人类的关心远不止于此,他关心秩序,关心权利,关心繁荣,关心视听之愉悦,希望摆脱烦恼…人们并不是为了自治而渴望自治。他们渴望自治,是为了自治带来的结果”。(沃尔特•李普曼,2002)换言之,李普曼并不认为民主本身具有多高的价值,它甚至不是目的,它的价值全看它能否带来繁荣、秩序、愉悦感等切实的“好处”。既然如此,作为手段的民主应该关注的就不是民众的参与与否,而是如何达成有效的社会管理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

与李普曼生于纽约、长于纽约,从小就是工业化时代的都市居民不同,杜威生长于新英格兰地区维蒙特州的小城市贝林顿,那里宗教传统浓厚,人民崇尚自由,笃信民主制度并娴熟于自治。罗杰斯在他的《传播学史》中,曾列举了芝加哥学派的主将们的共同点:他们都生于1859—1964年间(内战期间),都在小城市长大,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都是改良派的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的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必须的。(罗杰斯,2002)不知是否是因为迥然有别的出身和生活经历而导致了他们与李普曼的思想分歧,但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实现“自治的共同体”的理想确实一直是他们思考的中心,不仅指引着他们的传播研究,也指引着他们的民主观。更确切地说,他们关于共同体、传播和民主的思想是熔于一炉的。

杜威的一段话得到了传播学者广泛的引用: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而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有着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杜威,1990)无疑,在杜威看来,传播(沟通)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正是通过传播,人们形成了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生活,只有在共同体当中,个体才能实现他的自我,离开了共同体的美好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思想进路完全可以套用到杜威的民主观上——民主不仅是手段,即作为一种权力形成或决策产生的机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民主是对一个自由、富裕的共同体生活的称呼。此中的要义,不仅在于自由,也不仅在于富裕,更在于共同体生活本身。在杜威看来,民主是对人的相互依赖的社会本性的认识;民主意味着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意义可以表述为,“要求每个成熟的人参与和形成用以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标准:无论从普遍的社会福祉还是从作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来讲,这都是必要的。”(杜威,1997)值得指出的是,仅仅将李普曼的现实而冷峻的民主观与杜威那些充满着理想主义情绪的话语相对照,很容易让人觉得杜威是在无视现代社会的现实状况而作纸上谈兵。其实不然,无论是杜威,还是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都不是没有看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巨大的差别。1927年,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即指出: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the Grand Society)可能是一个社会,但它不是一个共同体。关键在于,杜威相信共同体的感觉恢复是可能的。为了让大社会变成一个大共同体,人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让大城市中的人们再次彼此联结起来。(沃尔特•李普曼,2002)

是李普曼的,而不是杜威的“新闻-民主”观最终成为美国的新闻业的主流理念和运作模式。新闻就是“由可信赖的专业人士分配经过挑选的信息”——这种主流模式被舒德森定义为“托管人模式”(the trustee model)。舒德森认为,在托管人模式里,媒介将自己视为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他们与精英阶层的其他部分一起决定了公民们需要什么。(Schudson,1999)托管人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增强了新闻界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即他们作为公共权力的监督者的角色(watchdog),它带来了揭丑报道,也带来了记者作为“专业人士”的地位。 但是托管人模式的缺点也是非常严重的,它将公众变成了公共生活的消极的旁观者。

 

作为对主流模式的反拨,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们找到了杜威,将其视为理论灵感的来源。针对李普曼的“普通公民最恰当的角色就是作为公共生活的适度旁观者和投票者”的观点,杜威反驳说,公众不仅有能力参与投票行为以外的公共生活,而且他们有责任这样做。除了将商议的程序委托给政府官员和游说者,在一些重大的、困难的、没有得到良好组织的问题上,他们更应该亲身参与商议行动。(Voakes,2004:25-35)杜威模式与李普曼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将公共商议(public deliberation)纳入到社会传播的过程之中。若是将李普曼模式看作是“事件——信息——行动”的链条,那么杜威模式就是“事件——信息——商议——行动”。李普曼模式只在精英阶层中才能迅捷传播,公共新闻运动所暗示的替代性选择正式杜威模式,其中,商议是不可或缺的公共行动,它既包括公众与精英的商议,也包括公众之间的商议。事实上,后者更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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