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关于新闻自由的一次论争

时间:2009-01-15 18:09  来源:人民传播  作者:张允若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0
  

20世纪末,我国新闻理论界有过一次草草收场的重大争论。

1998年,复旦大学出版的《新闻大学》杂志发表了时任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喻权域的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位三(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某研究员的笔名)、孙旭培(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刘建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张允若等人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指出喻文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种种问题。姚福申的文题为《就若干新闻学基本问题与喻权域先生商榷》,对喻文中的新闻定义、反右和大跃进中记者的责任、民办报纸的性质问题提出了质疑。李位三的文题为《“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依据马克思的经典阐述,批驳了喻文关于“新闻报道和报纸都不是‘商品’,而是‘服务’”的说法。孙旭培的文题为《学术规范与新闻研究的深化》,结合学术研究规范,指出了喻文大而不新、没有定义随感式的表达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不充分占用资料而断然下结论、轻视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粗疏浮躁、不核对原始资料以讹传讹、不重视引证注释等学风问题。刘建明的文题为《学术要求实,历史要求真》,指出喻文中违背逻辑和常识的推断、妄言历史上的“人民错误”等问题,并建议学术讨论要慎用政治问题帽子。

这场争论涉及新闻学中许多重大问题,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某管理部门竟以“围攻老新闻工作者”、“传播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干预,甚至以勒令《新闻大学》停刊相威胁。其实喻权域本人的长文就有三万多字,后来两次辩解又发文二万多字,高谈阔论,繁琐冗长;而质疑一方刚开了个头,还没有作进一步展开、便被迫停止发言,整个讨论随之半途而废。所以这一事件根本不存在谁对谁的围攻,存在的只是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权力对权利的压制。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我国学界的专制气氛的严重和学术自由的缺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戴元光著)记载了这场争论的大致经过。

新闻自由是这场争论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一直存在着民主和极权、自由和专制之争。20世纪40年代以前,新闻自由的口号是很响亮的,它是中国人民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50年代以后,随着新的专制体制的确立、随着民主自由思想在我国不断受到压制,新闻自由之说也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打进了冷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党报理论”,被奉为唯一正确的新闻思想;党性高于一切的“喉舌论”、“工具论”,被奉为全社会所有新闻事业(不只是党报)都必须遵循的新闻活动准则。新闻事业的民意代表功能、舆论监督功能,新闻工作者的自由权利、独立精神,全都化为乌有。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新闻界的民主气氛开始复苏,人们在努力推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改革和进步,新闻自由的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人们积极探讨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问题,提出要发扬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加强民意代表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从制度上保障新闻机构的独立自主性,从法律上保障新闻自由的贯彻实施。这些呼声得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重视,在他的推动下,开始了新闻法的研究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主持的起草小组,1988年4月写成了新闻法草案的第三稿,与此同时,国务院新闻出版署、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分别组织专家研究和起草了新闻法文本。这些草案文本一般都体现了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精神,对新闻自由的概念、界限、贯彻实施等问题作了规定。

但是,正如整个改革进程充满着斗争一样,新闻界的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同样存在着重重阻力。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等浪潮中,新闻界的保守势力也多有表现,例如反对提倡人民性,认为党性就包含了人民性;强调服从领导和宣传纪律,压制和取消新闻媒介的独立自主性;无视新闻媒介的信息功能、监督功能、服务功能,一切服从宣传需要、用宣传功能取代一切,等等。凡是不合这些僵化观念的东西,一律被指为“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发展到1989年,一场风波把事态全部逆转,新闻法的讨论进程全部停顿,发展新闻自由的种种努力也全都偃旗息鼓。

不过,人们在课堂上、研讨会上,总还会谈及新闻自由的概念,总还会探讨它、研究它甚至向往它,尽管它已变得那么虚幻而不现实。可是,有的人对此还感到刺耳,总想找出些理由来把它清除掉,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把它清除,而且要从理论领域、从人们的观念中把它一笔勾销。这就有了喻权域先生发在《新闻大学》这篇题为《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的长文章。其实,在此文发表以前,喻先生就已经在某些研究生班里多次谈过他的观点(估计这篇文章便是他讲稿的翻版,从文风看也像是讲稿而不是严谨简炼的学术论文)。本人曾写过《新闻·事实·新闻自由》一文(载《新闻传播》1997年第4期),批驳过这些观点。

喻先生在这篇长文中谈到新闻自由时的观点,大致有这些:一、不提新闻自由口号的由来和历史,只把它说成是“八九”学潮时的产物,是胡绩伟提出而又为学生们所使用的;二、用他自己对概念的错误理解(认为“新闻是事实”、“新闻是名词”)来论证新闻自由之说是不通的;三、无视(或不明白)the freedom of press 的本义,根据他对这个英语词组的理解,认为只能提“出版自由”而不能提“新闻自由”;四、认为我国现行的新闻稿送审制度,不算是新闻检查,因此不违反出版自由。

笔者在《新闻大学》上发表的《关于新闻自由之说——对喻权域先生<看法>一文的质疑》,便是针对他上述观点的前三项进行反驳的。

首先,笔者指出,新闻自由的口号在中国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40年代它已经是进步新闻界争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武器,1941年中共出版的《新华日报》就明确提出新闻自由的主张;40年代的新闻学著作对新闻自由的含义已有明确的阐述;1948年4月联合国召开的新闻自由会议通过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对新闻自由都有明确的表述。把它说成是1989年的产物,这是别有用意的。

其次,笔者指出,喻文对新闻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对的。一、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是指进入传播过程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而不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借口“‘事实’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否定新闻自由是可笑的,因为信息的传播是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的。二、喻文认为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名词是不能表达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新闻”是名词,因此“新闻自由”之说不通。其实,名词和“自由”二字连在一起而且成为法律用语的词汇多得很,“人身自由”、“黑人自由”、“妇女自由”等等便是。至于“新闻自由”中的新闻二字,也不是喻文理解的那种名词,这里的“新闻”二字是个组合词的简化,它是“新闻传播”、“新闻活动”、“新闻工作”的意思,“新闻自由”表达的是“新闻传播自由”的意思;正如“新闻史”指的是“新闻传播史”或“新闻事业史”、“新闻道德”是“新闻工作道德”或“新闻职业道德”的意思一样。借口说“新闻”是名词,不能和“自由”二字相连,这也是荒唐的。

再次,笔者指出,英语中的press一词,含义广泛,可以对应为汉语中的“出版”、“出版社”、“报刊”、“报业”、“新闻业”等等,也完全可以同“新闻”二字对应,如:press communiqué(新闻公报)、 press conference(新闻发布会)、 press release(新闻稿)、press secretary(新闻秘书)等等。所以说the freedom of press 只能译为“出版自由”而决不可译成“新闻自由”也是可笑的。

至于喻先生说的第四点、即重大新闻发稿前送审不违背出版自由云云,实在不值一驳,因为这种所谓的“宣传纪律”对信息自由传播的损害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笔者倒是另外指出了喻文在其他地方的几个逻辑错误,比如说“党性就是阶级性、政治倾向性、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说香港报纸的党性便是“爱党、爱国”,说马尼拉的英文报纸报道谢军参加国际象棋赛时、照片上只见谢军的背面、这就表明了该报的党性,说克拉玛依大火造成几百人伤亡、吉隆坡的英文报纸放在头版头条、华文报纸放在三四条位置、这体现了不同的党性,如此等等,实在是太滑稽、太没逻辑、简直有点信口开河了。

喻先生后来写了两篇长文,总共21000多字,答复我们五位的质疑。其中有两段提到了我。一段指责我没有引用他的原话,但没有说我歪曲了他的意思,看来我的驳论并没有强加于人;另一段他说限于篇幅,不能具体答复我的质疑了。真有意思!他一篇长文三万多字,两篇答复两万多字,还说不够,只能说明他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字来为他的错误说法辩解而已。相比之下,我的文章才7000来字,“贫富悬殊”多少倍,我们这些小民百姓,占一点版面很不容易,总是节省着用,何况后来讨论被迫中止,根本就不让我们说话了。要知道这已是1999年了,改革开放喊了整整二十年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更不用说新闻自由)还是某些人手中任意拿捏的面团,可悲之至!

还要附言一句:事隔十年之后,今年春天出现奥运圣火事件时,某些人大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叫嚷抵制外货、抵制家乐福公司,凡是不同声音一概被视为“汉奸”言论。正在此时,这位喻权域先生又提出了所谓的“汉奸言论惩治法”,到处游说兜售,这倒是对他以“言论、出版自由”取代“新闻自由”的主张的一个很好的注脚,让人们更加明白他的“言论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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