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作为文化世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时间:2008-07-09 16:46  来源:数字中国  作者:潘知常 林玮 祖朝志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0
  

总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群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其思想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来源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创办于1923年。在最初的岁月里,研究所只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宗旨的纯学术机构。直到1931年,霍克海默担任研究所所长之后,研究所才开始了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霍克海默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来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这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随着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人的不断加入,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进入多产时期,并渐渐壮大、成熟起来。

纵观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历史,可以粗略地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到1949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至19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19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阶段是从1970年代起,由于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相继去世,加上社会批判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法兰克福学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哈贝马斯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以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此时的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他的理论中吸收了大量其他的思想,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虽然从整体上看,原先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旗帜鲜明、队伍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影响却是长远的,由其揭橥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及文化研究诸领域中仍被广泛重视和应用。

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总是与社会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批判理论,一般认为,是一种关于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它着眼于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现实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之初,其成员就把社会理论的建构建立在“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基础之上,霍克海默更是明确地把哲学的社会功能界定为对现存的批判,他说:“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 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一词,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在思维方法、逻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点。其本质区别在于:“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旨在帮助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现行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使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旨在推翻这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地从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出发,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主义”的结论,而“批判理论”则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性、事实性的东西,证明它们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理论出现的。这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更多地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正如相应于理论的社会不能叫做‘生产性的’一样。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存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包括传统理论要素和普遍衰退的文化要素。” 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也说:“在任何既定的发展阶段,批判理论的建构性特征都表现为创新的东西。它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记录和综合事实。它的冲动出自它抨击事实、与恶劣的事实交锋的那种具有美好潜能的力量。” 总之,批判理论对现存的批判活动同人类社会的变革运动,同人的自由和解放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它是变革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社会批判理论自问世之时起,就日益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理论价值,有人甚至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体系中,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批判尤其引人瞩目。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压迫性结构的大众传播与媒体产生了极浓的兴趣”,所以“传播在这一理论运动中占核心地位,而且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一直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媒批判理论构建中,资本控制了国家、媒介、教育和意识形态,并利用它们达到扩大最大化利润、维持社会控制的目的;其手段是消灭个体的存在,并把个体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里,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是如何利用技术、消费、媒介、语言、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新的社会控制和操纵工具的。马尔库塞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发达工业社会”创造了把个人融进现存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虚假需要,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塑造出人们新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这一切又再生产出现存的体系并且力图消除否定、批判和对立。结果是思想和行为的“单面”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 在其中,任何一种批判思维和对抗行为的倾向和能力都消失殆尽。马尔库塞还指出,传播媒介和公共领域所使用的“单面语言”起到了压抑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富裕社会凭借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产物,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他说:“现在,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艺术的异化已经成为同上演艺术的新型剧院和音乐厅建筑一样是以使用的观点来设计的,……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市政中心和政府中心的适当场所。……现在差不多人人都可以随时获得优雅的艺术享受,只要扭动收音机的旋纽或者步入他所熟悉的杂货铺就能实现这一点,但在这种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具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事实上,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驳斥了所谓的“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法兰克福学派还指出,媒介是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于国家对媒介的控制的关注,他们主要更多地将其理论目光聚焦在媒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上。他们眼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媒介的工具化就是充当维持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工具,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思想的同一性上。而媒介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制造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虚假统一,制造虚假需求和美化、幻化现实。最终,充当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构筑了一个统治者控制之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转变为对现状的肯定,个人的意识融入并等同于社会意识,甚至对儿童的直接影响也由媒介取而代之。总之,人成了媒介的奴隶。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先河,对于传媒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 而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则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和理论基点。不难发现,在当代的文化评论中,批判理论的踪迹随处可见,结构主义、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它们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域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但不管怎样,形形色色的传媒和文化理论“从根本上讲它都摆脱不了修正主义的本质,它修正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只是修正者与其修正对象在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马丁?杰伊说,对批判理论的接受成为20世纪后期理论风景中持续的景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甚至已超出学术领域,它被公众视为美国和国外新左派的理论灵感。

传媒批判理论滥觞于法兰克福学派绝非偶然。之前的诸种社会理论皆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之内,都或多或少包含了为这种体制辩护的意图和内容,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这一运动的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对旨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必然采取批判的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除承传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外,更直接渊源于1920年代的卢卡奇、柯尔施所创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高举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有学者形象地描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成因:“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曾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这些主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多位社会学开创者的著作中。在马克思,那是异化;在涂尔干,那是失范;在韦伯,那是魔咒的解除。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萧瑟的风景已经变成梦魇: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不断喂饱它自己的成员,且不断操纵与吸收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

与以重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和实用研究的传统经验学派不同,由法兰克福学派发轫而出的批判学派“对具体的、经验实用层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善于从大处着眼,对传播体制尤为关注,把‘为谁传播’和‘为何传播’视为关键。研究中,批判学派主要致力于深层背景的考察,注重传播及传播体制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强调传播与控制的密切关联。他们的立意与旨归,都在于对既定的传播现状和现有的传播体制进行全面、深刻而系统的批判。” 从而在根本上揭示出大众传媒对人的精神奴役和全面控制,完成了对经验学派的视界超越。

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所以价值取向迥异,与批判学派假设社会问题来自一个不公平的权力机制有关。经验学派假设社会问题来自一个公平的权力机制,它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发挥现存社会机体的功能,即作为一个工具,传媒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为现存社会服务?批判学派首先考虑的则是现存社会机体的不合法性,它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传媒如何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再现为“普遍的利益”?传媒是如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是如何影响传媒的运作的?法兰克福学派是通过批判传统的社会学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在他们看来,经验学派所做的工作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它由于“崇拜事实”而不能辨别历史的“否定性”,就必然导致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认识论的不同。哈贝马斯就指出,实证主义(经验学派)否认哲学反思的价值,它不再研究认识的条件和意义,而用现代科学的事实代替认识论,并试图用唯科学论的知识学来代替认识批判的反思,其后果必然是排除了科学对自身的反思,也排除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现象进行自我反思的研究,妨碍了人们用一种对社会分析来说是恰当的方式去研究人的行为。所以哈贝马斯致力于重建的认识论是一种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社会性的,把认识与兴趣密切结合起来的、批判的社会认识论。 批判的社会认识论正是批判学派考察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起点。

对应于哲学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经验学派传承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批判学派则传承人本主义及其价值理性发展起来。两者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经验学派主要产生于美国,它倾向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来进行研究,比较注重实用性。经验学派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事实上,经验学派只是把传媒作为工具,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把传媒视作一个异化的世界。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按照马克思所说,所谓的“人类的异化”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受摧残。劳动不是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只是满足生活以外的需要(获取金钱)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的性质明显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劳动导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坚持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思想。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 但同时,法兰克福学派也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多地看到的是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有注意到现时代同样被异化的消费过程。他们强调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异化表现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上,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关系之上。而“消费主义世界”则是全面异化的根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消费过程逐渐浸透到人们的灵魂中,对人的批判思维和自我意识产生致命的影响。这也正是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意识而被“富裕社会”同化的根源所在。

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表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他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理性和技术对人的统治、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丧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只是对于卢卡奇而言,物化代表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结构问题,在他看来,物化倾向于取代诸如经济剥削这样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具体分析中,卢卡奇把物化现象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本质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使物化现象不断加剧。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卢卡奇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囊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 卢卡奇强调,商品拜物现象和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有现象,也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有问题。卢卡奇进而通过对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和人的原子化等物化形式的剖析,深刻地展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人由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过于发达而导致的文化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人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他们把自己的批判对象定位于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特别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马尔库塞甚至指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生活在这一社会里的人的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他说:“一个社会里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存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 哈贝马斯则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启蒙的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而在这当中,卢卡奇的物化学说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异化问题和物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成了绝大数人的命运,现代人就生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之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最基本需求,这种不属于人本质需要范围的“虚假的需求”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人的。在这里,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成了“强迫性消费”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统治者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刺激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使人们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的“真正的需求”。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这变成了它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这种由于实行“强迫性的消费”所带来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人的本质的异化,比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要严重得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病态的社会”、“罪恶的社会”,正在于它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等的分析批判都是从异化理论和物化理论出发。“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的批评就是分析传媒所形成的异化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是被谁形成的,所表达的实际内涵是什么等。从而与经验学派走上两条迥然不同的路,为我们解读传媒所构成的文化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批判拘囿于意识和精神领域的理论分析,缺乏充分的实证和经验依据,便是他们屡遭诟病的主要所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美国是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的主要居留地,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他们分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典型语境。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根本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似乎已在集中营和电视对大众的双重棍棒之间被粉碎了。” 马克?波斯特指出,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组织机构和民族—国家体制的运作抱有强烈的憎恶心情,这无疑妨碍了他们对媒介的考察,“关于媒介的判断毫无锐气,沦落为攻击和谩骂。《启蒙辩证法》可说是法兰克福学派论及媒介的最好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了,而在该书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暴露出现代型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经验反应迟钝。……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第一媒介时代的播放模式实际上就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所以,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更看不到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根本就一无可取之处,完全是一个作为人类的敌人的“他”。他们在大众传媒与原罪之间划上等号,把大众传媒所引发的一切都视作垃圾,一派大义凛然的清高风范,一味一厢情愿地站在与大众传媒殊死对立的立场上去批判大众传媒。却从来不屑去认真考察、把握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真正内涵。然而,他们的看法却与实际实在相差甚远。事实上,大众传媒所带来的固然并非都是福祉,但也确实并非都是罪恶,换言之,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既存在“异化”的一面,更存在“优化”的一面,因此,大众传媒所带来的一切,都必须也只能由此得到正确的阐释。由此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盲点就在于:始终未能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所可能出现的异化加以区分。他们只看到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异化的一面,没有看到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优化的一面,没有看到大众传媒作为世界包含着“优化”与“异化”的两重属性,更没有看到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是否始终是一个主动者。主动权是否始终控制在人的手上。而所谓媒介机器所隐含着的,无非就是人类对于自身的超越。媒介机器的力量实际就是人类的力量。因此,人类与媒介机器的关系根本不同于认识关系,而只能是价值关系,在认识关系中,人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但是在价值关系中,人却必须是主体,也只能是主体。在人类与媒介机器的关系中也完全一样,它根本不同于认识关系,而只能是价值关系,面对大众传媒,人类同样必须是也只能是主体,大众传媒必须为人类而存在,必须体现人的目的、价值,必须走在“优化”的道路之上。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优化)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异化)去发展,大众传媒也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作为你-我关系),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不是作为物-我关系),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不是敌-我关系), 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而站在哲学的角度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极尽批判、否定之能事,却始终找不到出路也是必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其中也不乏深刻、机智之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从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因此,他们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单纯否定性的阶段。他们的理论尽管对现实的批判是‘无情的’,但一说到将来就‘黯然失色’了,他们并没有指出能鼓舞人们斗志的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

然而不管怎样,批判理论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实的深度关切和焦虑,这种关切和焦虑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生命力何以持续的答案。所以,虽然晚近人们开始对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文化工业理论进行质疑,但“即便质疑,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所抱的敌视和忧虑态度中,那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精神,以及强烈探求以文化救赎人生的使命感,每每思量下来,也难叫人等闲视之。应当说这些批判在许多方面并非言过其实。因为即使在今天,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我们以阿多诺、本雅明和哈贝马斯为例来认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媒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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